9月3日，影片《天安门》公映，拉开了9月“国庆献礼片”的大幕。从《红樱桃》到《红色恋人》，再到《天安门》，导演叶大鹰实现了自己“红色三部曲”的构想。
9月4日，叶大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，很多人认为“红色故事”讲得差不多了，“其实还有的是，只是我们没发现罢了”。而近年来，好看的“红色影视剧”也越来越多了。
中国青年报：你曾说《天安门》是一部喜剧，是这样吗？
叶大鹰：我不能拿我的标准要求别人，但我觉得，像《红色恋人》这种讲信仰和背叛的故事，放在党的生日时放映比较合适。《红樱桃》讲的是孩子和战争的故事，太痛苦了，没有《天安门》那么痛快。
《天安门》讲的是田华老师的爱人苏凡先生的亲身经历。60年前，他亲手布置天安门，见证了那段历史。60年后，我很幸运地将其间的故事拍成电影。如果有个女孩儿看了《天安门》，她当妈妈后，在给孩子讲天安门的故事时，讲的一定是我们电影里的故事。这种感觉真是非常美好。
中国青年报：你说拍完《红色恋人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了，那拍完《天安门》是什么感觉呢？
叶大鹰：拍完《红色恋人》，很过瘾，但感觉在爬到一个高度后，突然间迷茫了。当我看到一张1949年前破败的、长满荒草的天安门照片时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我知道“有了”。天安门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？这么神奇的事情，怎么一直没人拍过？
原来我想，《鸡毛信》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英雄虎胆》、《在烈火中永生》……那么多“红色故事”都讲完了，我们还能讲什么？其实还有的是，只是我们没发现罢了。
中国青年报：除了“红色三部曲”，你拍摄的电视剧《西安事变》、《陈赓大将》等，也多为“红色题材”。有人说你有“红色情结”，是这样吗？
叶大鹰：我特别喜欢《天安门》里的一句台词：“我不怕丢人，我怕的是九泉下的烈士们伤心，我怕的是毛主席说我们这一仗打得不漂亮。”这句话，让我想起我的爷爷（叶挺将军——记者注）和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烈士。如果片子没拍好，我怎么有脸面对他们？我也真怕领导、投资人还有观众说我这一仗打得不漂亮。
中国青年报：有人说你特别会挑演员。《红樱桃》里的郭柯宇和徐啸力当时都是新人。《天安门》里的潘粤明之前也没演过“红色人物”。你觉得“红色影视剧”的演员需要什么特质？
叶大鹰：得看着顺溜。我一直没有明星的概念，那些有一点小成绩就把自己打扮成明星状的人，我伺候不了。比如拍《天安门》，我必须找个能和大家一块儿经得起几个月折腾的演员，要是他老觉得自己比《天安门》还牛，那我们就太受罪了。我们这里最牛的不是演员，是《天安门》，是毛主席。我觉得新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质朴，真的东西多。
中国青年报：“红色影视剧”跟一般题材影视剧有什么不同吗？
叶大鹰：拍其他题材的片子更容易。拍“红色影视剧”虽然会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，但要求也更严格，更有挑战性，因为我们对待历史事件时必须严谨。现在的“红色影视剧”好像都被贴上了“主旋律”的标签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“主旋律”就等于“不好看”。
中国青年报：2007年底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过一项民调，45.5％的人觉得“红色影视剧”越来越好看了。接近一半，在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，这个成绩挺可观了。
叶大鹰：近几年，好看的“红色影视剧”确实多了，大家的观念也在慢慢调整。但我觉得没必要给“红色影视剧”贴上“主旋律”的标签。我就习惯说我拍的都是商业片，影视剧必须商业化。还有些人习惯性地认为“主旋律影视剧”全都不好看，于是就不看了，这也挺可怕的。其实不那么强调“主旋律影视剧”的概念，观众反而会被慢慢地培养起来。
中国青年报：你怎么看“红色影视剧”对当下青少年的影响？
叶大鹰：任何影视剧都应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。我觉得，影视剧对青少年的影响没有“中间地带”，它要么是积极的，要么就是消极的，没有那种不疼不痒的片子。所以我一直坚持尽可能拍一些有积极作用的故事，哪怕拍商业片，也得给观众一些正面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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